金融供给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
事实上，目前美国国债仍是全球规模最大、品质最优、流动性最好、信誉最佳的国债。事实上，尽管香港外汇储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却没有拿来进行过所谓‘派糖，赵庆明说。
按照传统观点，我国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最低警戒线，总量比较充裕，但究竟多少合适，目前没有定论，需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能力、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丁志杰说。外汇储备投资是否划算？持有美国国债不是最佳方案，而是现有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应适时、稳健地推进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根据美国财政部报告，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消费率的不断下滑，储蓄率不断攀升，根据恒等式，当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时，出口必然会大于进口，从而形成贸易顺差，引发外汇源源涌入。专家认为，应对外储激增的方子是使其增量部分放缓速度，存量部分用好管好，打个比方，就是把进水龙头关小点，出水龙头开大点，这样池子里的水位才不至于过快上涨。越是形势动荡，美元资产就越是‘避风港。
比如，一枚币值1文的铜钱，铸造成本(内在价值)如果是0.3文，那么铸币税就是0.7文。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财经日报》:正在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采取了合作制，其目前面临问题是，单靠社员存款资金不够，从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有难度，对此你有什么建议?秦池江:大家对资金互助社的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不放心，人民银行对其吸收外部存款比较谨慎，其他金融机构在资金拆借中对它也持怀疑态度。
第五是对农村发展的前景缺乏一种战略思维。所以，后来农信社对于不良资产有一个看法，认为是农行转过来的。还应该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在农村。当时的农信社基本等于农行的基层机构，但财务上还是分开的。
1985年左右，信用社又逐渐脱离农行，1996年完全脱离，由人民银行监管。很多基层的人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还是有很多担忧的，担心会不会重蹈当年合作基金会的覆辙?秦池江:有担心是好的，但银监会考虑到了合作基金会的历史教训，做了比较周密的研究，在制度建设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试点之前就拿出了一系列文件，详细规定了新机构试点的程序、标准，人员也进行了考核，而且也是有控制地开展，所以不会像合作基金会那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银监会成立以后，规定农信社由省（市）政府统一管理，成立了省联社，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化从理论上讲是很完美的，但如果离开中国的环境和条件简单地套用市场化，实际上是把农民赶出了市场，也为农业现代化断了一条财路。农行对农信社采用灵活的管理办法，对于比较好的信用社，农行委托信用社办一些大额贷款，付信用社一些费用，保持信用社不亏损。农行管理期间，有管得好的，也有差的。
产权是基础问题之一，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理论界有观点认为解决产权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自然就能延续下去，这是理论上的谬误。《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合作基金会的问题表现为兑付危机，其原因是什么呢?秦池江:最主要的原因是资金被挪用，另外还因为合作基金会搞了一些没有效率的贷款，当时正是农村搞村办企业、乡办企业的时候，借出去的钱由于企业没有效益收不回来，合作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吃了很大的亏。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设立的。农村要不要有政策性机构、政策性业务、政策性的扶持，是争论的焦点。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对农信社的监管要求有什么新变化呢?秦池江:人民银行的监管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风险管理做了不少工作，二是推行小额贷款和信用村、联保贷款，比较有成效，这种做法现在还延续下来了。只考虑信用社的利益，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
虽然这个从政策上不能取消，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资金返回农村。所以，既有基础又有需求，也有干部的冲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搞起来了，发展最多的时候全国有几十万家。
目前农信社的整体状况不错，大多数农信社能够达到当年盈利。农村金融如何服务于农村，要有一个基础条件、一种内在的动力、一定的目标和标准，这样才能使农村金融机构始终不渝地围绕农民、服务农民、支持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支柱，而不是漂浮式的、临时性的行为。所以应该形成共识，对于确实经营好的资金互助社，人民银行可以提供再贷款，金融机构也可能拆借资金，如果确实经营不好，也应该指导其如何加强管理，扶植它慢慢成长。这要求农村金融体制对农业的金融服务以及整个农村金融政策都作一些调整，目前有很大的转变。从2000年开始他们也很重视在农村推行信用制度和联保贷款，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取得了成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例如，一部分财政资金是否可以不一定指定用在某个地区、某个项目或某个企业，而用这部分财政资金建立担保基金，需要用钱的企业或个人，从银行贷款，由担保基金提供担保，这样财政资金可以带动更多的资金，扩大到3倍、5倍甚至10倍，但这就需要政策和管理方式的配合，这方面大有余地，也有现实基础。
因为合作基金会没有章程、没有规则，没有适当的管理人员，也没有一定的政策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做法，最后肯定要乱的。《第一财经日报》:发展中合作基金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秦池江: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合作基金会，因为不是规范的金融机构，其业务不完全是存贷款，还有实物的管理，还有经营性的业务，不属于金融系统。
所以，农村金融工作基层需要有一批实干的人、有创新成就的人，但是基层这些好的经验还需要一套机制来提炼，把历史上有过的、基层产生的、实践中验证是好的经验提升，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目前农村有搞合作制的需求吗?秦池江:有内在的需求，尤其现在农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市场也发生变化，单靠农户是很难做的。
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必须有政策性农村金融业务，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比较宽松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性的措施没有效率，是应当淘汰、改革的对象。
产权问题很重要，但产权制度也不一定决定一切。所以是几个因素促成了农信社从农行脱钩。《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从农行脱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为什么从农行脱钩呢?秦池江:对，最初是从河北武安开始的，当时还是少数。至于为什么脱钩，当时理论界有一种思路，就是希望恢复农信社的三自（自办、自管、自收益），恢复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办真正的合作金融;农信社也希望独立、能够自成体系;人民银行也觉得农行要商业化就做自己的事。
《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对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至今股份制已成为基本发展思路，你对此怎么看?秦池江:产权明晰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制度问题。30年间，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信社在多次起伏变迁中沉淀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下一步农信社应走向何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是让很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特殊机构，合作基金会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全国开花又迅速被迫关闭呢?这段历史给后续改革带来哪些前车之鉴呢?新时期的农村金融改革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带着这一连串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秦池江，听年过七旬的老先生讲述他所耳闻目见的农村金融改革30年。
农民从经济上有合作的基础，劳力、资金、种植、加工、营销靠单个农民都做不了，组织起来合作才有效率。《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回头看，合作基金会有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秦池江: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有限。
《第一财经日报》:1998年底，国务院作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当时是如何清理整顿的?秦池江:中央决定清理整顿的时候，个别好的合作基金会转到农信社了，大部分由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赔钱、撤销。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信社的亏损基本由农业银行承担，而且农信社也不交税，所以当时农信社经营亏损不是很明显。
上世纪70年代提倡农业学大寨期间，农信社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农村金融不仅仅是解决农民当前问题，还要具有世界眼光、发展战略眼光，通过改善金融服务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国际化，目前这方面考虑得还不够。但农村资金外流并不是说农村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输出资本了，而是一种体制性、政策性的外流。国务院发布《决定》之前，农行内部已经讨论很长时间了，信息已经传下去了，人员和资产已经在调整了，好的干部已经借调过来了，质量差的贷款也已经转给信用社了，等正式脱钩的时候已经造成事实了。
全国农信社整体也是盈利的，农信社开始活跃起来了。另外，信用社本身管理也有问题，如地方行政干预、干部的道德风险，所以农信社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营一直很困难。
但这个转变还需要艰苦的过程，目前，农信社不懂科技，科技和金融分离，需要政策的整合。现在信用社也可以跨地区、跨省使用支付工具，比如汇票、信用卡。
另外，农信社也在逐渐改变支付清算的方式，建立了全国性的支付网络。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农村金融改革30年，是什么?秦池江:曲折苦痛，做了很多探索，看到一线希望，但目前还处在调整期，有最好的发展时机、难得的机遇，如果把握好，下一步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大有希望。
